法官只有基于法律保护目的进行裁量，才能实现立法者的意图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纠纷。

面对这种现实，要想在私人利益博弈过程中自动出现均衡，唯一可以指望的是当事人之间的事实上的优势地位具有流动性、互换性。[25]这一点也可以从目前通行的权利理论，即法力说中看出来。

[62]这种看谁对市场的放任更加彻底的竞赛，将导致放弃私法立宪主义所要求的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权力的约束，放任市场力量来决定一切。对于A的要求，B只能服从或忍受，别无选择。其实，这里涉及的是一种特殊情况，因为权利配置具有严格的对等性，因此权利人和义务人的地位可以相互抵消。[16]私人进行自由活动的意志，在法学中被处理为一个技术性的概念：权利。并且私人领域的自由相对于公共领域的法律治理而言在价值位阶上居于优先的地位，因为立宪主义之所以强调要对公共领域中的权力加以约束，在根本上乃是为了保障私人的自由。

考察传统的立宪主义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而出现的立宪主义最初是为了控制和约束君主专制政体之下国王的权力而提出来的，它要求对王权进行限制，使其处于宪法的约束之下。在前文关于权利的分析中已经提出，在私人领域有两种权利类型。其公法性质的部分，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很可能仍需要中央政府协调解决。

内地和港澳方面可共同返回一事一议程序，签订适当调整内容后的新协议。协议规定了四方的合作宗旨、合作目标、合作原则、合作重点领域，以及所需体制机制安排。在实践中，全国人大任何行使第六十二条第十六项职权的行为，都可以被理解为他已经完成了合宪性判断，他认为该权力应当由他本身来行使。而这正是大湾区规则体系中内地港澳关系的体现。

但如未来放弃一事一议，涉及大湾区建设的协议附属规范性文件改由专门机构制定，那就可能对港澳特区提出新的要求。而健康的内地港澳关系则有助于维护和促进中央特区关系良好发展。

——此处没有讨论所谓只存在内地港澳关系而不顾中央特区关系的情况，因为并无必要。大湾区和长三角的不同，根源就于在大湾区建设要同时处理中央特区关系和内地港澳关系。而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的具体职责其实是研究解决若干重大问题。参见姚魏：《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主导体制》，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2期。

[13]（三）两对关系与治理机制既然中央特区关系和内地港澳关系得以区分，自然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无论如何，稳健的中央特区关系是处理好内地港澳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吴慧曾提出，香港特区的条约与法律的位阶顺序是：基本法——适用于香港的中国外交、国防类条约——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包括转化的条约）——适用于香港特区的全国性法律和香港原有法律。特区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投资设厂或者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并依法保护其资产、应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

[22]宪法第三条第四款不但是统一适用的宪法条款，也直接规定了大湾区建设中必须奉行的中央特区关系基本原则。[14] 法制协调可能表现为法律统一、制定法律冲突法和协同立法等形式，参见陈欣新：《大湾区框架内澳门与珠海法律衔接与协同立法》，载《港澳研究》2020年第1期。

[20]——细读宪法第六十二条所谓兜底条款之表述，当然可以同意全国人大的权力确由宪法规定，也受宪法约束，是有边界的。[36] 同前注[27]，张淑钿文。

第三，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统筹协调机制呈现出金字塔型，而大湾区则呈现出网状结构。 屠凯，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24] 参见叶必丰等：《行政协议——区域政府间的合作机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对于内地这一经济体，国家本没有设立相应的政权机构。香港基本法有三处使用了内地一词，分别是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四）项，特别是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中央政府对大湾区建设的监督权是无可置疑的，只是受到内地港澳关系影响，此处的中央政府部门，特别是国务院发展改革委，对于特区来说仍属于内地机关的范畴，中央政府部门无法像在长三角那样行事。

如果由中央各部门与港澳分别签署协议，几乎每个部门都要签署一系列专门协议，交易成本十分巨大。所谓我们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

宪法第三条第四款适用于港澳有立法史材料支持，郑毅的近作对此有所介绍。吴建璠早已提醒：有关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主要条文列入了第二章，另一部分条文则散见于其他各章，这是我们研究基本法必须注意的。

但两地治理结构的重心位置终归不同。[19]所谓尊重被监督机关，黄明涛认为，关键在于不是包办代替。

为了降低粤港澳之间跨域活动的交易成本，促使各类要素顺利流通，使居民在所谓一小时生活圈安居乐业，不至于过境后就无所适从，大湾区也需要像长三角那样最终达到较高程度的多层次多领域规则一体化，包括法律层面的一体化。因此张晓明才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合作安排》，明确《合作安排》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可为在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进一步提供宪制性法律基础，而非仅仅为国务院批准内地在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并派驻机构依法履行职责提供法律依据。进入专题： 粤港澳大湾区 一国两制 央地关系 。在相互协调的过程中，广东省政府可以进一步发挥内地社会主要代表的作用。

但在中央特区关系中，社会主义则指一个国家的国家性质。对于特区立法的存在价值以及制度前景也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

为推动大湾区规则体系尽快形成，降低交易成本，协议附属规范性文件宜有专门机构负责制定。与港澳特区政府相互独立，且不得干涉特区依法自行管理事务的所谓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设立的机构，恰恰也是由两基本法第二十二条反向构造出来的。

全国人大拥有决定自身权力范围的权力，即宪法学所谓的全权。[21]特区本地的法治传统对特区的繁荣稳定也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在大湾区，各方面法制协调的难度自然要大得多。——虽然澳门特区根据其第3/1999号法律《法规的公布与格式》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的确视之为国际法加以公布实施。此处需要说明，外交部驻港驻澳的两特派员公署、两中联办、两驻军等都不是两基本法第二十二条所称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在特别行政区设立的机构。大湾区框架协议的签约方增加了广东省政府，这一现象凸显了大湾区治理结构的特殊之处。

以上这些条款规定了，港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国家发展改革委是代表中央政府出场的。

在内地和港澳学界，一直存在颇值得反思的学说。2000年《立法法》确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经济特区所在市制定经济特区法规的授权。

在严格依照宪法、基本法办事的思想指导下，大湾区规划纲要在加强法律事务合作的部分提到合理运用经济特区立法权，加快构建适应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法律体系，极强深港司法合作交流。1984年11月6日，吴学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所作《关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协议文件的报告》已然说明，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绝不意味着带有任何独立的政治实体的性质。